苏轼表示如果这样做了，则“例愈成熟，虽买千百部，有司不敢复执。则中国书籍山积于高丽，而云布于契丹矣。臣不知此事于中国得为稳便乎”？
“使敌人周知山川险要、边防利害，为患至大”。故而“其人使乞买书籍，其册府元龟、历代史、太学敕式，本部未敢支卖”。
高丽馆伴宋球上书：“先朝盖尝赐之矣，此非中国所秘，不与何以示广大？”
于是苏轼跑去查以前的档案，然后又上书：“臣查得许卖高丽史书编敕故在，然亦禁以熟铁与人使交易，岂是外国都未有熟铁耶？以此推类，谓其已有，反不复禁，此大不可也。”
这就不讲理了。
苏油对此不以为然，文化输出对于后世来说，是大家都明白的问题，绝对有大好处。
不过事情也有阶段性，经济侵略、文化侵略，也只是后世的东西。
反正苏油所知道的，周边藩国偷大宋的钱，曾经导致大宋东南普遍性的“钱荒”；而文化方面，两个大宋文人的叛逃，就让西夏崛起；而辽国吸收部分华夏制度，行南北之制后，也带来了百年稳定和强盛。
但是苏油认为如今的大宋已经更加接近于后世，故而经济与文化输出，其利弊也同样更加接近于后世，因此大苏的担忧，其实有些多余了。
于是上奏分析了高丽如今的情况，认为高丽和辽国之间如今间隔了一个女直，实际上辽国对高丽的影响已经变得非常薄弱，而鸡林公王颙明显对中国的依赖越加深刻。
以往高丽人帮辽国人购书，那是因为外交和贸易没有分清楚，导致无数唯利是图的商贾在中间浑水摸鱼。
这种情况，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还有大宋如今对辽国也是有理有节，不再怕辽国无理取闹，因此大苏的担心，也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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