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是后世鲜为人知的事实，历史学者们都不好意思提的事实。
当时汉人胡化之严重，远超后世的认知。
《明实录》记载：“胡俗变易中国，士庶咸辫发胡服，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姓氏，为胡名，习胡语，依胡俗，恬不知怪。”
看到没？这是服饰、姓名、语言、风俗等全方面的蒙古化哦。
南方刚被占领没几年，胡化才刚刚开始。可是整个北方已经沦陷半个世纪，胡化之重触目惊心。
元末，红巾军在北方打击胡化，陈友谅在湖广打击胡化，张士诚和朱元璋在江南打击胡化，明玉珍在四川打击胡化……
这是第一次的大规模反胡化。
明朝一统后，洪武下诏书“禁胡俗、恢汉制”，再次强力打击胡化，拨乱反正。
可是，汉人政权两次大规模反胡化，蒙古风俗仍然难以尽灭。由此可见，元朝胡化之重。
在这种情况下，汉人和高丽上层的双名制就成了主流。
元代官场，流行说国语(蒙语)，汉官拜见蒙古上官，不但说“国语”，还大多报蒙古名。
就是汉官之间，也会说“国语”，报“胡名”。
李洛要是不取个蒙古名，即便不是另类，起码也是少数派，容易受到猜疑。
一时权宜变通都做不到，还能做成什么大事？
李洛能不能不做元朝和高丽的官儿，直接跑到海东发展势力？
不能。
因为海东人口太少。
李洛处心积虑谋取元朝沿海州县的官位，不就是为了“偷人口”么？
没有官位护体，他如何能“偷人”？没有人口，海东有个毛用？
等海东的人口资源能支持十万大军，李洛才不用再做元朝的官。
说白了，他这个达鲁花赤，主要是为了人口才当的。
暂时要当好元朝的官儿，在蒙元体制内混下去，就要先对自己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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