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撇撇嘴，心道：咱到中国转个机，保管全给你执了法。
不过，国家级的执法机构是难得的金主，杨锐的实验室也不做什么国家机密研究，能有外国机构的捐款是难得之事，他也就耐着性子，向他们详细讲解PCR。
对于这些机构代表和专家来说，他们需要的也不是技术细节，更多的反而是想了解技术的发展趋势。
毕竟，花费巨资筹建的实验室，不能转眼间就过期吧。再考虑到某些案件审理动辄数年，案件存续动辄以十年为单位，那就得考虑到为未来搜集证据的情况。
譬如十年前，若是有机构知道会有PCR的出炉，早早的搜集相关证据，现在能破获的疑案非得多几倍十几倍不可——这种想法说起来似乎有些奇怪，但实际上，也就是向前多看几步而已。
来自FBI的专家，就抓住机会询问杨锐新一代PCR的分辨水平的问题，日本警视厅则将重点放在搜集证据的流程方面。
杨锐能解释多少就解释多少，差不多就飞机办成了补习班。
一群老烟枪一边说话一边抽烟，要不是换气系统给力，非得把飞机给抽成一只空中大烟囱不可。
自瑞典到中国，也是一路走一路停，中间还有两次中转，停的时间颇久。
飞机上的乘客也是一路走一路下，给杨锐的感觉，就像是坐大巴车一样。80年代的飞机和飞机场，尽管是比大巴车的面积大些，但还真的有诸多相似之处。
且行且谈的，到了回国的最后一程，飞机上却是几乎只剩下中方代表团一行了。
黄茂等人此时才抽出空来与杨锐聊天。
团内多是学者，说着说着，就将聊天转成了科研，杨锐的论文全集也被拿了出来，当做了野聊的中心。
瑞典的学术业发达，斯德哥尔摩常年定居着两位数往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修撰论文全集这种事，简直是手到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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