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理查德背后还有加州大学做靠山，在烦闷的送走庞校长后，理查德立刻将此事通知了加州大学。
两所学校你来我往的谈了几天时间，理查德接到了加州大学的电话：“北京大学将会按照协议的三成给你赞助经费，加州大学将增加相当于协议两成的经费，但剩下的五成，你要靠自己了。”
理查德不由自主的开始挠头发，少了五成的经费，可不是语言描述中那么简单，经费少了一半，实验可不能少一半，仪器也不能少一半，买的试剂也不能少一半……
少了一半的经费，对一所新实验室来说，几乎意味着支撑不下去了。
理查德生气的道：“他们签订了协议，你应该让他们执行协议。”
“你可以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但你应该明白，中国方面降低经费开支的原因，是你在过去半年时间里毫无产出。”加州大学方面的负责人也不想承担无能的名声，立刻将罪过推到了理查德身上。
理查德无言以对，他也不是个特别擅长说话的人。
电话对面的语气好了一些，说：“我们能给你的唯一的支持，是提前给你经费，这样可以让你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维持研究，剩下的缺口，我建议你寻找新的投资人，或者寻求公立基金的支持。”
先说坏消息，再说好消息，然后给出一个有可能的解决方案，的确能解决重症心塞。
理查德重新振奋起精神，决定按照对方的建议去做。
在美国，寻找投资人或者公立基金的支持，向来是实验室负责人的主要工作，一些实验室的管理者会将四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筹款上。
理查德也不止一次的尝试寻求个人或机构的帮助了，在大多数情况下，投资他的个人和机构是血本无归的，而在少部分情况下，投资人或投资机构得到了相应的回报，尽管听起来有点不靠谱，但实际上，理查德的记录是相当不错的。
70年代到80年代的生物技术，就像是2000年的互联网一样，得到了全美乃至世界范围的疯狂投资，大部分的投资都是亏损的，而且亏损的极其严重，但是，风险投资之所以是风险投资，就在于他们能够承受风险，而且专注于成功的比例。
即使是中国方面，也同样受到了相关影响，理查德实验室能建的如此顺利，亦是他的优良记录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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