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傻子教授说：“这足见当时航海借助星宿定位的技术，已普遍使用。看来，随着汉代造船与航海技术的不断发展创新，为海外贸易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一位老年星国学者说：“据考证，广州古称番禺，位于南海之滨，凭借自身拥有的海上交通中心的优越条件，成为华夏古代海路经贸的发祥地。从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已成为海路商贸的主港。唐宋时期，广州成为华夏第一大港，也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
刘傻子教授说：“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元代时，广州的中国第一大港的位置被泉州替代，但广州仍然是中国第二大港。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相对其他沿海港口，广州被认为是唯一长期不衰的港口。明初、清初政府实行海禁，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
高敏所长说：“宋末至元代时，泉州超越广州，并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承认的海路经贸的起点便是泉州。元代，始于泉州的海上贸易东至日本，西达东南亚、波斯、阿拉伯、非洲。海舶蚁集，出口陶瓷、绸缎、茶叶、钢铁等，进口香料、胡椒、药材、珠贝等。”
夏青说：“唐代，明州（宁波）成为中国的大港之一。浙江地区经济迅速发展，既是鱼米之乡，又是建造唐舶之所，越窑青瓷产地，还有深受海外欢迎的湖纺和杭缎，为海外贸易的发展奠定基础。明州成为日本遣唐使主要登岸港之一。唐朝政府规定，遣唐使到明州后，在此办理入京手续，需时数月至一年。当时通过海路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四大宗，往国内运的主要是香料、花草及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于是海洋贸易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
刘傻子教授说：“明初郑和下西洋时，海洋贸易发展到巅峰。郑和之后的明清两代，由于实施海禁政策，我国的航海业开始衰败，这条曾为东西方交往作出巨大贡献的海路也逐渐消亡了。我们现在肩负振兴海路商贸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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