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中兴

第60章:徐光启和西方学术(2/5)

“先生快请坐。”朱由检拉着徐光启,不由分说将后者请到座位上,自己陪坐一边,闲叙家常:“当年朕还为信王时,听闻先生隐退于物外,便深感遗憾,常常思觉与先生再无面唔之缘,而今朕登大宝,这心心念念的第一件事,就是请先生出山,而今,得偿所愿矣。”

徐光启直呼不敢。

朱由检热情不减,再加三分恭维:“这些年先生醉心于西方传教之学,致力于研究新鲜的技术事物,想来收货颇丰,朕虽为帝王,毕竟是岁浅才薄,学识不及先生万一,今日朕虚心请教,欲与先生抵足长谈。”

此刻徐光启也是被朱由检这接连不断的客气话说的飘然,哪里会有敝帚自珍的打算,自然是侃侃而谈。

从天文聊到地理、从数学聊到测绘、从水利聊到军工,那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徐光启聊了许多,但到后面朱由检的注意力已经不在聊天内容的本身,而是想到了许许多多。

首先想到的就是徐光启口中的恩师,也就是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

现在大明朝官方所用的《堪舆万国图》就是利玛窦制作的。

利玛窦在北京传教二十余年,王公贵族教徒高达二百人,徐光启以大明内阁次辅的身份入教并成为利玛窦的学生,开始接触并传播西方学术,成为中西学术走向交流的重要节点。

可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时间点。

内忧外患的大明朝不存在让学术进步的安全空间,此时的中国,也不存在任何非儒学学术生存的土壤。

利玛窦已经为了传教做出了牺牲,他删除了教义中有关于‘人人平等’的所有观点,搞出了一套阿谀儒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天主教教义,但即便如此,当明亡清继之后,中西方交流的纽带还是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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