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后来，安娜长成了一朵凶狠的食人花，但那时她还是一朵稚嫩、娇弱的小花。母亲咒骂她，羞辱她，折磨她，她只能一抽一噎地、沉默地承受。
最后，布朗女士骂累了，流下了两行疲惫的眼泪，开始对她道歉，哭着说自己也不容易。安娜尽管觉得她是在放屁，却只能捏着鼻子原谅了这娘们儿。
这样的景象，从她七岁到十八岁，一直在上演。她的母亲从未放弃过想要逃离她的计划，她也非常想要摆脱母亲带来的阴影。
可是，摆脱不了，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
她表面上嫌弃母亲，背地里却学着她抽烟、骂人和酗酒。她穿着母亲穿过的长裙子，踩着母亲踩过的高跟鞋，涂着母亲涂过的口红，手指间夹着母亲曾吸过的女士香烟。
她的母亲头也不回地抛弃了她，却将一缕灵魂滞留在了她的的身上。
她好像永远也摆脱不了那个女人。
她似乎注定像那个女人一样，活得尖锐又麻木。
——
“先生，这是安娜·布朗的所有资料。”
谢菲尔德竖起一根食指，放在唇上。他站起身，将病床一侧的窗帘拉上，走出病房后，才接过雅各布递来的文件。
安娜·布朗，出生于1951年6月25日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布鲁克街区。母亲玛丽·布朗，无业游民，1969年3月18日暴毙于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郊外，死因是枪弹创伤。
她运气不好，男朋友将车停在路边，去便利店买矿泉水。她无聊在副驾驶座摆弄“傻瓜相机”，刚好跟两个劫匪打了个照面。那两个劫匪怀疑她拍下了他们的正脸，一枪射穿了她的脑袋。实际上，相机连胶卷都没有装。
安娜的母亲确实找到了真爱，却在一场滑稽的意外中香消玉殒。
如同命运为展示自己的精妙，而刻意安排的巧合一般。
谢菲尔德合上文件，走到露台上。这家私人医院开在富人区，每一间病房都配备着书房、盥洗室和小花园似的露台，甚至还有面积不小的高尔夫球场。
雅各布替谢菲尔德拉开椅子，走到吧台边倒了一杯热茶送过来。谢菲尔德坐下来，点燃了一支雪茄，夹在两根手指的中间，低声问道：“她母亲的男朋友呢？”
“跑了。洛杉矶的丧葬费太贵，他付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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